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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昆明1月2日电 (记者 缪超)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出土“滇王之印”，实证关于古滇国的文献记载，而益州郡郡治到底在何处则一直是未解之谜。

  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讨所主办“手铲寻古滇 探方见益州——河泊所遗址考古效果展”1月1日展开，向大众再现了司马迁笔下的“汉益州郡”。

  效果展前语如是介绍：河泊所遗址坐落云南省昆明市滇池东南岸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是云南高原现在已知尖端规划、前史连续时刻比较久、文明内在极丰厚的商周至汉晋时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作业，能够追溯到20世纪对滇池畔石寨山古墓群的五次开掘。正是经过这一些开掘，人们第一次实在认识了奥秘的古滇文明。

  石寨山墓群中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印证了《史记》中对古滇国的记载。具有明显民族特征的贮贝器等青铜器，以及很多铜、铁、金、银、陶器及玉石玛瑙等文物，全面而生动地展示了古滇人的日常日子与文明相貌。

  探求一个古代社会，是对墓葬、聚落等要素的全方位开掘研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讨所研讨馆员、河泊所遗址考古开掘负责人蒋志龙说，要证明一个“古国”的存在，除了墓葬，还需有城池、大型修建、村庄、聚落和日子痕迹予以佐证。

  2008年，经我国国家文物局同意，云南省文物考古研讨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协作，寻觅石寨山文明(俗称“滇文明”)的聚落。终究考古研讨人员的目光确定距离石寨山遗址仅700米的河泊所。

  2018年至2019年，蒋志龙团队在河泊所遗址发现很多瓮棺和柱坑类等遗址，特别是出土了滇国相印封泥等重要文物；自2022年以来，开掘包含益州太守及益州郡所辖县官印封泥在内的很多汉代封泥和书籍，并发现大型修建基址和宽广路途等遗址现象。

  考古研讨标明，河泊所曾是古滇国国都，一起也是汉代益州郡的行政中心，这种既保存当地文明特征，又经过国家行政准则推动“国家一体化”的政治方式，展示出中华文明容纳并蓄的深沉见识。

  效果展展出了开掘自河泊所遗址的部分封泥、书籍、瓮棺等什物，无声地倾诉着司马迁笔下的“汉益州郡”。

  比方一枚印有“滇国相印”的封泥，它不只与新近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彼此印证，证明了古滇国的实在存在，还标明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立了“滇相”，树立以郡县制为根底的行政管理体系。

  再如，写有“滇池以亭行”的书籍，它是一枚公函封检，提醒汉代文书邮驿体系已在云南有用作业，政令灵通。

  再如，刻有“益州”“长乐”等字样的瓦当，它们是从官署修建屋檐落下的文字瓦当，倾诉华夏礼制修建在云南的落地生根。

  再如，斑纹砖、铜铃、五铢钱、卜骨，它们是古人日常日子的遗存，一起拼贴出汉代益州郡的生动图景。

  上述丰厚多彩的遗物，以及其背面的古滇国和益州郡汹涌澎湃的前史，一起明晰串联起西南边远地方从多民族文明并存到逐步融入国家全体的前史进程。有力地证明了我国西南边远地方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开展前史的生动表现。

  效果展坐落云南考古体会馆内。该馆于2023年6月10日“文明和自然遗产日”开馆，是云南省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作业方针，让文物活起来，让考古效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的重要行动。

  该馆共三层，包含考古记、路程记、学习记、探方记、出土记、修正记等不同功用分区，结合数字媒体、全息沉溺式体会厅等互动体会方式，展示云南考古作业的开展前史，在考古与大众之间架起交流的桥梁。

  正值元旦假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云南考古体会馆争当“小小考古体会官”，孩子们经过修正“文物”、寻觅“文物”、常识问答等小游戏，学习考古常识、体会前史文明。

  “手铲寻古滇 探方见益州——河泊所遗址考古效果展”也“参加”其间。在寻觅“文物”小游戏中，孩子们拿着“滇国相印”封泥、刻有“益州”字样瓦当的相片，在馆内搜索。仔细的孩子们在效果展上找到相片对应的文物什物，仔细了解相关状况后，答对馆内作业人员提出的问题，便可翻开“宝箱”取得礼品。

  “经过游戏互动，单调的展览瞬间变得风趣。”带着孩子前来观展的昆明市民王敏说，当孩子寻觅到文物、用洛阳铲勘探土层、用骨针缝制兽皮，前史不再是课本上的名词，而化作可接触的生命回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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